北京白癜风治疗用什么药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ob4a5e5/一、出土瓷器的数量与质量，反映了明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状况
在秦王府遗址中，明代早中期的瓷器出土很少，大多是明代晚期到末期，尤其集中于嘉靖与万历年间。这一现象在其他地区的藩王墓出土瓷器中也能见到。明代早期的藩王或家族墓如鲁荒王朱檀墓、蜀王朱椿的儿子朱悦濂墓都没有出土瓷器。桂林是靖江王府管辖地，在桂林的很多明代墓葬中出土最多的是青花瓷梅瓶。江西新建县朱盘烒墓出土的五件青花瓷罐是藩王墓出土最早的瓷器。在明代晚期几乎每座藩王墓中都有瓷器随葬。如江西南城县益庄王朱厚烨墓、益宣王朱翊鈏及夫人墓等。
那么，为什么藩王用瓷多是集中于明代晚期的嘉靖、万历时期呢？
藩王府用瓷多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特别是青花瓷和红彩瓷，其他窑址极少。在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中，明代早中期（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官窑生产兴盛，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来大量的进口钴料，促进了官窑瓷器的生产。这一时期民窑瓷器的发展相对缓慢。
明代晚期的嘉靖、万历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窑与官窑互相竞争，相互促进，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民窑瓷器的烧造规模快速扩张，生产水平也明显提高，一些瓷器与官窑不相上下。因此，以民窑作为主要来源的王府用瓷，数量增加，质量也比较好。
明末，由于内争外患，经济衰落，官窑几乎停产。天启、崇祯时期极少有“大明天启年制”、“大明崇祯年制”类帝王年号款瓷器出土就说明了这点。秦王府出土的天启、崇祯阶段的瓷器质量也明显不如以前。因此，秦王府遗址出土瓷器的数量与质量，反映了明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状况。
二、带款瓷器的出土，佐证了秦王府用瓷的主要来源秦王府遗址出土的瓷器中多数都有款识，从款识的内容来看，这些瓷器大多是定烧，如“典膳所造”、“秦府典膳所造”、“秦府典膳所”，“新宫”、“万历年新宫口”、“秦府东马房”、“己丑年宫内造”，和“庚子年造贰班”等。这些都是典膳所或者秦王府直接在景德镇窑定烧的。迄今为止，秦王府出土的瓷器中几乎没有发现其他窑址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质量大部分较差，具有民窑瓷器的风格，可以算作民窑瓷器中的中上水平。
根据专家考证，全国各地王府定烧的瓷器大多具有民窑风格，大部分瓷器在标准的官窑瓷器中找不到相类似的。但是，这些王府用瓷的龙纹与官窑相似，而且与各地王府用瓷的质量相似、风格相似。因此，明代对于各地王府用瓷的定烧可能有统一规定，由朝廷统一指定窑场烧造。在《明宣宗实录》中就有皇室在磁州窑为赵王府定烧祭器的记录。
“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大明年造”、“成化年造”、“庚子年造”、“乙卯年造”、“戊辰年造”、“辛酉年造”等类型的款识，在秦王府之外的其他遗址、其他墓葬中也有出土。所以，这些瓷器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民窑。也就是说秦王府用瓷除了大部分定烧之外，有一部分购买于民窑。
三、秦王府出土瓷器，为研究藩王用瓷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明代各地王府定烧瓷器最早开始于嘉靖时期，一直到崇祯时期都有定烧。除秦王府外，还有山西太原的晋王府、长治的沈王府、山东济南的德王府等都有带款瓷器的传世或出土。其中陕西秦王府出土瓷器在全国藩王府中占据最多，如解放路窖藏共出土瓷器92件，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共收集秦王府类青花残片片，红彩片，其中件带有款识。在秦王府瓷器中有建筑基址、灰坑、窖藏等遗址的出土；有大量的残片标本，也有窖藏出土的完整器。
从款识的内容来看，秦王府定烧瓷器的形式、去向、时间等。有典膳所定烧的，这部分数量最多；也有秦府直接定烧的，如“己丑年宫内造”、“新宫”、“秦府马房东”、“秦府所造”等。大量的干支纪年款为确定瓷器烧造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其他藩王府用瓷情况大致如下：太原的晋王府：传世品“晋府”、“晋府上用”款，器形有青花云龙纹碗。
长治的沈王府：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沈府佳器”、“沈府上用”等款，器形有青花云龙纹碗、缠枝莲纹碗。
山东济南的德王府：传世品“德府造用”、“万历年德府造”、“万历年制德府造”等款，器形为青花云龙纹碗；“德府长春”青花婴戏纹碗。
河南安阳赵王府：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的五彩龙纹盘、青花龙纹盘。《明宣宗实录》有皇室在磁州窑为赵王府定烧祭器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