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闽国铜鎏金王延翰狮子熏炉的再探讨,你

王延翰的狮子炉,通高40.1厘米,炉身的口径是21厘米,材质是铜鎏金的,整体是由炉盖、炉身还有兽足这三部分构成。

炉盖没什么纹路,样子就像个倒扣的盆子,盖顶是一个圆雕的蹲狮钮;炉身是直腹平底的圆柱形状,口沿是五瓣葵形的折沿侈口,能和炉盖合上,唇面上刻着铭文;炉腹上铆接着五个距离相等的兽足。

这只香炉的整体形状跟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象首金刚香炉、铜质提链铜香炉等唐代中原地区的金属香炉比较相似。

长久以来,学界总是把王延翰狮子炉放到晚唐五代时期的香炉系列里去研究,通过器型分类的办法,把它看成多足形香炉谱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研究角度虽说考虑到了同时期香炉器型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但是没顾上不同地域背景下器物在形式上的细微差别,特别是晚唐五代福建地区金属器的独特性被忽略了。

王延翰狮子炉跟同时期中原的金属香炉相比,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没有提链。唐代的金属香炉一般都带着提链或者朵带,在兽足之间均匀分布,靠近炉腹那端大多是兽首衔环的样子。

唐五代的多足形金属香炉现在存有的大概有十件,这里面有七件都带着提链或者朵带,另外还有两件没带提链的,它们是高度还不到王延翰狮子炉一半的小型香炉。

也就是说,王延翰狮子炉在目前大尺寸的唐五代金属香炉里,是唯一没有提链的。实际上,提链或者朵带有没有,直接关系到这类多足香炉移动起来方便不方便,甚至影响使用的办法。毕竟有提链或者朵带,就能在香炉焚烧的时候随便搬来搬去,而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另外啊,笔者觉得这些有提链或者朵带的多足香炉,说不定跟基督教仪式里常见的提炉在使用方法上差不多:都是用链子把香炉拎起来,悬在空中,弄出烟雾缭绕的宗教氛围。

反过来讲,没有提链的王延翰狮子炉,在功能方面跟同时期的金属香炉一比,要更单一些,往往就只能稳稳当当地摆在供桌上。

如今存世的唐《金刚经》扉页插图里呈现的那种没有提链的多足香炉,说不定可以给王延翰狮子炉的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提供图像方面的参考。

不过王延翰的狮子炉炉盖光溜溜的没孔,焚香的时候,烟气只能从中间空的狮纽口那儿散开,这就让烟雾的形态变了:从到处弥漫的熏蒸型烟流变成了轨迹集中的平展型烟流。

有意思的是,这种在多足形金属香炉里特别少见的设计,在同时期其他材质的香炉中倒是常见,像黄堡窑遗址出土的三彩狮子香炉、杏园村唐墓出土的滑石熏炉、瑞典乌尔里瑟港远东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晚唐邢窑白瓷莲花形狮盖香炉等等,都能表明狮口出香的设计在陶、石、瓷等各种材质的香炉里普遍在用。

基于这种情况,笔者猜王延翰狮子炉的特别设计,一方面是因为在闽国的时候,传统贵族对仙山意象的追求大大减弱了,另一方面是越来越流行的石瓷材质香炉那种单口出香的方式,深深影响了闽地金属香炉的设计想法和审美倾向。

这里主要聊聊狮纽造型的风格情况。这炉子上的狮子,前足着地,后足蹲着,稍稍往后倾,特别有气势。它和同时期其他狮子的造型风格不太一样,和唐晚期石雕狮子那种“前腿往后收,身子往前倾”的没精神的样子也有差别。

反而更像是唐中期狮子那种“昂首挺胸,身子往后倾,尾巴翘起来紧贴后背”的样子,这或许是因为狮子造型在边陲地区传播得慢。闽国作为封闭保守的地方政权,其工匠在造型手法上大概还保留了许多早期中原狮子雕塑的特点。

另外一个让笔者留意的图像小细节,是王延翰狮子炉唇口弄成葵瓣形这一点,它跟同期常见的金属香炉那种圆形唇口差别可大了。反过来,五代宋时期的瓷器造型里,常有类似口沿做成葵瓣形态的,所以不能排除这个炉唇口是受了瓷器造型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一件被认为是在福建地区生产的《释迦三尊像》上面的金属香炉,它的唇口也是多瓣葵形的,这可能表明福建地区对葵瓣形口沿香炉有某种特别的喜爱。

作为一件传世的文物,王延翰狮子炉从刚被发现的时候起就缺少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大多是把这个炉子放在闽国佛教文化和香文化的大环境里来研究,很少说到王延翰狮子炉本身具备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但实际上,这个炉子特别的铭文内容和出土的地方正好给出了好多历史线索。

王延翰狮子炉的铭文刻在唇口那里,是一圈阴刻的楷书:“弟子盐铁出使巡官主福建院事检校尚书礼部郎中赐紫金鱼袋王延翰,给大王及国夫人铸造狮子香炉一口,送入保福院永远充作供养。天祐四年九月四日题。”从这铭文能晓得,王延翰给保福院供养这个炉子的时间是天祐四年,这刚好在一个挺微妙的时间点上。

天祐四年,这既是唐王朝的末了一年,又是取而代之的后梁起始的一年。到了次年四月,朱温接受唐哀帝的禅让,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开平,新确立国号叫大梁。面对中原经历的改朝换代这一巨大变动,王审知见势行动,很快“认准梁的正统,称臣纳贡”,还“献上鹦鹉”。

同年五月,朱温给了好处,让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兼任侍中。奇怪的是,狮子炉上“天祐四年九月四日题”的铭文跟史实对不上,那时候后梁都已经存在四个月了,王审知也被朱温册封,按理来说,炉上应该刻“开平元年”,而不是前朝的年号。

在笔者看来,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毫无疑问体现出闽国的统治者——王氏家族在朝代更替的背景和政治困境之下内心的痛苦挣扎。

唐王朝的覆灭让王审知特别震惊,一方面以前的王朝对他很不错,先后给他封了威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福建观察使,还让他当了检校太保、封他为琅琊郡郡王等等,真是给他很多荣耀。

另外来讲,王审知虽然是个军阀,不过对唐王朝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在唐末乱糟糟的局面里,王审知属于为数不多还能一直坚持进贡的节度使之一。

天复元年的时候,王审知在福州的开元寺建塔,为唐昭宗祈求福运;到了第二年,他又把朝廷赏赐的十二枝武库戟立在自家宅邸门前,以此来显示荣耀,真称得上是“一心尊崇拥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

不过那时候闽国被三面围攻,吴、吴越、南汉这些国家一直都想得到闽地,所以王审知只能选择向后梁臣服,这样才能牵制强大的邻居,保住自己的政权。

在忠义道德和现实困境相互对立冲突的时候,通过香炉上的“文字游戏”来抒发对故国的思念,也许正好体现出王氏家族处在中间左右为难的无奈。

和炉上奇诡的铭文差不多,王延翰狮子炉的收藏之地也很让人好奇。《闽中金石志》有过记载:“保福院在仙游,这炉子是在仙游的乡土里发现的,如今收藏在鳌峰书院”,由此能知道它在清末的时候出现在仙游县的乡土之中,还被传是仙游保福院的旧东西,后来被收藏进了鳌峰书院。

按理说王审知及其家族一直特别信奉佛教,给寺院捐赠香炉本来没啥问题。可我在查看《宝祐仙溪志》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保福院”这一条,只是提到保福寺旁边有北宋御史王回的祠堂和墓冢之类的,这就表明保福院在当时算不上大的寺庙。

关键在于,仙游离闽国都城福州可远着呢,王延翰好像没道理放着近的不要非得跑远,他这般费劲地给父母捐炉祈福,这里头肯定有别的原因。

说实话,王延翰在闽地向来是以孝顺出名的,《王审知墓志》里说王审知病重的时候“延翰……全力伺候喝药喝汤,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守丧期间,滴水不进满心忧伤”,他的孝心那是相当明显。就像学者原媛讲的:“延翰给父母铸造佛前供器,这就是为了表示孝道。”

不过呢,从闽国时期莆仙地区的地缘政治情况和佛教传统来看,王延翰的这一行为或许更多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仙游县在五代的时候一直都归泉州管,泉州是王氏家族起家的地方,还跟闽国的都城离得近,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从唐乾宁三年开始,泉州就一直被刺史王审邽管着,这期间经济慢慢恢复,没多久就“足食足兵”了。王审邽去世后,他儿子王延彬接着当泉州刺史,在他管理下泉州各行各业都很兴旺,史书上说“年年丰收,每次派出外国商船,都没出过差错”,老百姓叫他“招宝侍郎”,他在百姓心中威望可高了。

面对这种情况,王延翰难免心里犯嘀咕,所以选择在王延彬管理的泉州那块地方为闽国的统治者祈求福气,这显然能靠着宗教的幌子来获取民心、树立自己的威望。

而莆仙地区正好能给王延翰施展这种政治手段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在晚唐五代的时候,莆仙地区出现了好多当时很有名的高僧,像仙游的智广禅师,在仙游凤山东麓建了寺,还被唐懿宗赐名为“九座山太平院禅寺”,后来法脉传开了,让仙游有了“江南佛国”的名声;再比如莆田的妙应禅师,是慧能的五传弟子,他那些奇特的事迹和行为被人们传扬,王审知向来跟他关系好;另外,高僧怀祐、怀岳、弘瑫等人都是仙游籍贯的法师。

因为这个影响,一直特别信奉佛教的王审知和他的亲属对莆仙籍的高僧特别敬重有礼。在唐光启二年的时候,王审知下命令把妙应禅师在莆田创建的延福院进行扩建,还向朝廷奏请给它赐名“慈寿禅寺”。

仙游人弘瑫禅师曾经受到闽王的邀请,在安国寺弘扬佛法,他去世后还被闽王隆重礼葬。正因为这样,莆仙地区的寺院大多和王审知家族有着不一般的关联,这可能就能解释为啥王延翰想要把香炉送给仙游的保福院了。

巧了,王延彬也是个痴迷佛教的人,他刚执政就大搞建设,没几年就在泉州新建了法云寺、招庆寺、福清寺等二十多座寺庙。而且,他很会来事儿,有意结交当时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像大名鼎鼎的雪峰义存就曾是王延彬的贵客。

当时闽中头号丛林“应天雪峰禅院”是由义存创建的,义存门下高僧众多。早在唐末,王审知就皈依义存,还对他特别礼遇,义存称得上是闽国头号高僧。早在唐乾宁二年,王延彬就创建了东弥勒、资寿等院,把雪峰义存禅师请来驻锡。

唐天祐三年,王延彬再次派人到福州去邀请雪峰义存的得意弟子慧稜来主持泉州昭庆寺。王延彬这么做,说明他想提高泉州在佛教界的地位。他这样的努力,虽说为了巩固统治,可也显露出他凭借佛教来壮大声势的政治心思。

在这双重的情况之下,王延翰非要在仙游造炉供奉,看着好像是给父母祈求福气,实际上是给他自己往后掌权清除阻碍,借着拉拢莆仙地区的佛教团体,来压制堂兄弟的政治力量。

清代泉州的学者陈棨仁在评价王延翰狮子炉的时候曾调侃说:“香火没情不能护佑国家,难道不是这炉子佛力不够嘛”,这能看出“护佑国家”才是这位“储君”王延翰的真正想法。

不管是王审知,还是他的那些后继者,在掌权的时候都特别重视把宗教当作统治的手段,而王延翰狮子炉大概就是这种说法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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