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年12月生，陕西蓝田人。早年入师范学校读书。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冬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蓝田县学联主席。年4月参加渭(南)华(县)起义。年至年冬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省军委书记。年秋起任中共陕西渭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年3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代理政治委员，同年秋任中共陕西汉中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政治委员。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年7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年12月到西北军(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任中共特派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军事部部长，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保安处处长，关中军分区兼警备第一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豫鄂陕边区政府主席、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年7月起任陈赓、谢富治兵团(太岳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治委员。年6月起任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区行政公署主任、陕南军区政治委员。年5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二政治委员。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西北局常委、西北民族学院院长、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兼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革后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年11月，汪锋奉毛泽东之命，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十七路军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解放后，汪锋就作为红军代表同十七路军谈判的经过作了详尽的回忆：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的嫡系部队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毛泽东同志亲临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了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 十一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总，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比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将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同毛主席谈话结束后，我在前总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我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只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地在今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邠县(今彬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邠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焕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离开关中苏区后，一气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虽然有些疲倦，但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二十五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两人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慌了，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样，我比较放心了，对两个便衣说我是个：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被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孤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于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露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封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
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表现犹豫。我说，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利益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先生，否则就可以把我另作处理，请选择。党伯弧听我这样一说，当即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甚是为难。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他同意了，便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过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号，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
从王菊人家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中谈话，张住在正家巷。由张依中家中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做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
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先生听了以后表示说党处理得很适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从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的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担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一些。
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先生和你一块去，请你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是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哪有不放心的呢。 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屋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雷当时任连长，也是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二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不由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们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军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以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